郑州配资服务孔子的弟子冉伯牛患了一种恶性传染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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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来源：《中国国家历史》肆拾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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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淮阴中学教育集团淮安市新淮高级中学薛静

淮安市教学研究室孙红

在病毒面前，人类仿佛呱呱坠地的婴儿。因为早在30多亿年前，病毒就已经产生。从某种程度上讲，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与瘟疫的斗争史。对个体而言，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必修课，疫病关乎每一个人的健康与安全。在面对瘟疫、战胜瘟疫的过程中，人们对疫病的认知水平，治疗经验也在不断进步。

知疫：古人对疫病的认知

我国与疫病有着几千年的斗争史。“病”的甲骨文字形由“爿”和一个“人”组成。“爿”代表木板，象征床。大意为一个人因为生病躺在床上，流了很多汗，表明病情很严重。“疾”是会意字，上面像一个站立的人，下面是“矢”，像箭，合起来指人被箭射中，同样表示生病。与普通疾病相比，“疫病”具有频繁性、持续性、周期性、危害大等特点。从表中可以看出，中国有近3000年的疫灾记录史，平均每4年就有1年发生疫灾。

甲骨文中的“病” 甲骨文中的“疾”

在中国古代，疫病有多种称谓，如疠、瘴气、伤寒、温病、时气等，中医统称为瘟疫。“疫”“疠”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。“疫”突出疾病的传染性，如许慎《说文解字》:“疫，民皆疾也。”汉字训诂讲究“音近义通”,“易”“疫”在古代读音相同，字义也应相通；“易”义可训释为蔓延，由此推知“疫”义也是蔓延。与“疠”音同的“厉”“戾”都有“厉害”的意思，可知“疠”义也是厉害，命名意在突出其危害性。囿于医学水平的落后，最初人们对疫病的认识并不科学，将其与鬼神联系在一起。如东汉训诂学家刘熙在《释名·释天》中写道：“疫，役也，言有鬼行役也。”在他看来，瘟疫是鬼在服劳役。《楚辞》中也有这样的记载，伯强是一种鬼，捣乱害人，专门制造疫情。

“瘴气”的“气”并非自然界真实存在，现代医学中也没有这一概念。瘴气是对南方许多疾病的统称，如恶性疟疾、血吸虫病、鹦鹉瘴（禽流感）等。最初称作“瘴”，通“障”，因北方人到南方，常被南方病侵害，故视其为“障碍”。“瘴气”侧重于疫病的地域性。南方瘴气与当地气候湿热、虫蚁繁多、自然环境恶劣有很大关系，因此古代罪犯流放和官员贬谪之地多选择岭南，以作惩罚，大文豪苏轼曾将自己被贬海南称作“九死南荒”。

随着天文、历法知识的进步，人们逐渐认识到瘟疫与季节、天象等密切相关。《礼记·月令》中谈到：“孟春……行秋令，则其民大疫……季春……行夏令，则民多疾疫。”中国古代通常会用风、寒、暑、湿、燥、火等六字来形容气候特点，六者均衡，一切正常，若六者失衡即“六淫”，则会导致瘟疫。如明代后期鼠疫的蔓延，与当时华北地区气候异常，干旱少雨有很大关系。在对抗此次瘟疫的过程中，医学家吴有性作出了很大贡献，他对疫病的判断突破了传统的六气致病观点，认为此次鼠疫有新的传染病原即“戾气”，并且这种气体可以通过口鼻传染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呼吸道传染。从疫、疠、瘴气、时气、六淫等到戾气，古人的医学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。

防疫：古代疫病的预防与治理

在医学相对落后的古代，勇敢智慧的中国先民已经开展了疫病防控。但是，受生产力水平制约，古人认知能力有限，对人体生理、病理现象难以理解，将疫疾的发生归结为鬼神作祟的结果。因此，在疫病面前，人类最初的应对方法是祈哀鬼神，充满了迷信色彩，主要有大傩驱鬼除疫和宗教治疗法等。

商周时期已出现以驱除疫鬼为目的的礼仪——大傩礼。方相氏是傩礼的主要人物，承担着驱逐疫鬼的重任。从西周到两汉，方相氏形象具备的共性特点有：“黄金四目”“蒙熊皮”“执戈扬盾”“朱衣玄裳”，面目比较狰狞丑陋等。

《周礼·夏官·司马下》：方相氏掌蒙熊皮，黄金四目，玄衣朱裳，执戈扬盾，帅百隶而时傩，以索室驱疫。

《汉旧仪·补遗卷下》：方相氏帅百隶及童女，以桃弧、棘矢、土鼓，鼓且射之，以赤丸、五谷播洒之。……于是以岁十二月使方相氏蒙虎皮，黄金四目，元衣丹裳，执戈持盾，帅百吏及童子而时傩，以索室中，而殴疫鬼。

到了宋代，傩礼有了大、小之分，并且傩面具变得诙谐可爱，颇具生活化特征。这种娱乐化、世俗化倾向应与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有密切关系。

(宋)《大傩图》

佛教和道教在应对瘟疫时，有相似之处，但也有明显的不同。道教认为人生病是因为自身的罪过，佛教则称其为“业障”,两者均把生病的原因归于自身。

方相氏

佛教疗疾的方法一般是诵经。佛教认为疾病只有通过本人或僧人诚心忏悔才可以痊愈。如隋代晋王杨广（后为炀帝）的妃子萧妃为疾所苦，晋王便写信给天台僧人智，智率领众僧做“金光明忏”七日，萧妃就痊愈了。佛教不反对药疗，但在服用时须诵读佛菩萨名号。如治五种疟疾时服用“家宝通神丸”：“用神桃（即桃奴）十四枚,巴豆七粒,黑豆一两，研匀，以冷水和，丸梧子大，朱砂为衣。发日，五更念‘药王菩萨’七遍，井华水下一丸，立瘾。不过二次，妙不可言。”

道教早期祛病的主要方法是三官书，即“请祷之法，书病人姓名，说服罪之意，作三通，其一上之天，着山上，其一埋之地，其一沉之水，谓之三官手书。”三官中天官赐福，地官赦罪，水官解厄，道教徒祈求神明以达到治病功效。三官书迎合了民众摆脱疾病的诉求。东汉后期疫病频发，据《后汉书》载，东汉一朝瘟疫共17次，后期高达15次。瘟疫的长期流行使当时的人们生活在一片恐惧和焦虑之中。道教用符咒和符水祛病，为太平道、五斗米道广招信徒提供了契机。

儒学不是宗教，在面对疫病时，萌生了一定程度的科学防疫意识。《论语》记载，孔子的弟子冉伯牛患了一种恶性传染病，孔子是隔着窗子看望的。这反映了儒家对传染病的防范、隔离意识，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防疫教育的作用。

古代治病除了依靠宗教，还有一种古老而独特的方法——祝由术。“祝”通“咒”，“由”指引起疾病的缘由,即病因。祝由,即通过咒说来驱除致病缘由,恢复健康的一种方法。原始社会时期，人们认知有限，认为疾病是鬼神作祟或祖先亡灵不安等原因导致的。由此，产生了一种以语言为主要手段的驱鬼活动。这一活动的实施者是巫，巫的文化层次较高，是可以和神灵沟通的人，须经过严格的特殊训练。祝由术在古代也得到了国家的重视，如隋唐、元明时期，太医院都曾设立祝由科。

这些方式虽然比较落后，但恰恰表明古人在疫病面前不是束手无策的，发挥了一定的主观能动性。同时也发展出了具有现代防疫色彩的抗疫手段，如集中隔离、重视日常卫生等等手段。《睡虎地秦墓竹简》中有这样一条法规：“城旦、鬼薪疠，可（何）论？当迁疠迁所。”意思是：处以城旦、鬼薪刑罚的人得了麻风病，如何论处？应当送往麻风病人收容所。这应该是世界法律史上最早关于“隔离法”的规定。关于麻风病，除了强制性的隔离，还有迫于社会压力之下的自我隔离。“唐强伯达,元和九年,家于房州,世传恶疾,子孙少小,便患风癞之病,二百年矣。伯达才冠便患,嘱于父兄：‘疾必不起,虑贻后患,请送山中。’父兄裹粮送之岩下, 泣涕而去。”强伯达因患麻风病，主动前往山中隔离。不过，儒家士大夫对隔离深恶痛绝，他们认为，父母长辈患疾，不能侍奉左右，有悖于儒家孝道。

不仅麻风病使人们谈虎色变，天花也是如此。天花是外来疾病，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进入中国。天花病毒不耐寒，很少在关外流行，北方少数民族因为缺乏特定抗体，极易感染天花。到了清代，天花的致死性仍十分严重，皇室亦难以避免。这一传染病有时甚至会影响政治更替、国家兴衰，顺治帝死于天花，康熙皇帝被选为皇位继承人与幼时出过天花有很大关系。当时，孝庄太后要传教士汤若望就继位人选给出意见，汤若望建议选择已经出过天花的玄烨。清朝皇帝喜欢去承德避暑山庄，除了避暑，另一方面是出于维系满蒙关系的需要，蒙古王公因恐惧天花不敢进京，遂选择在避暑山庄接见。

如实体现面部天花遗留斑点的康熙皇帝青年时画像

美化后面部光洁无斑的康熙皇帝画像

除了隔离，中国古代偶然产生了一种防疫办法——粪便追肥。

中国古代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，农业的发展离不开肥料，因而粪便成了重要的生产资料，是需要买卖的商品，污秽的粪便甚至被刻入画像石，成为陪葬品的画样。对粪便的需求，使得城市和农村的卫生情况保持较好，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病菌的滋生。宋代以前，城市卫生的保持与当时的坊市制度也有密切关系。封闭的坊市制度下，居民的日常生活和商业活动被严格区分，实行严格的宵禁管理，人群接触有限。这样做的主观目的是控制百姓生活，维护社会治安，但在客观上起到了维护公共卫生的作用。与中国不同，中世纪欧洲因为不会使用人粪便追肥，粪便随意丢弃，导致城市卫生十分糟糕。而且有的居民还会顺手将粪便倒向窗外，以至于大家走在街上不得不打伞。

捡拾马粪的东汉画像石

中世纪打伞防备“从天而降”的尿粪

战疫：中国古代医学成就

中国古代积累了许多防治瘟疫的药方和技术，这些药方在瘟疫流行时发挥了重要作用，通过不同的配伍和煎煮方法，帮助人们缓解症状、恢复健康。很多经验和方法至今仍被中医传承和应用。

瘟疫的防治是多个方面推动的结果。方药能够发挥有效作用，离不开医家们大医精诚，大爱无疆的奉献精神。这里的医生主要指儒医，即读书人出身，具备一定知识水平非道、非佛的医家。由于儒学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主流地位，“儒医”一直是医家们孜孜追求的最高荣誉。如东汉的张仲景、明代的李时珍等。儒医真正开始于宋代，一个合格的儒医首先应精通医术即“仁术”。受理学“格物致知”“穷理”影响，不少儒士将医学作为格物的对象，亲自搜集整理民间药方，研读药典。如司马光的《医问》，沈括、苏轼的《苏沈良方》和陆游的《陆氏续集药方》等。对医家来说，仁术是基础，仁心更为重要。那么如何实现仁呢？儒家的核心思想是“仁”“仁者爱人”，将爱亲人推广到爱社会上所有的人，即“爱人”。正如唐朝医学家孙思邈在《大医精诚》中谈到医者要“发大慈恻隐之心”，面对患者“不得问其贵贱贫富”，对患者一视同仁。

除了防治瘟疫的治方和崇仰孔孟之道的儒医，中国古代还发展和推广了防治瘟疫的技术，如通过种痘预防天花。种痘的原理是以人工手段引发低烈度天花，使患者产生抗体。据考证，人痘术发明于明朝隆庆年间安徽地区，具体发明人不详，主要有四种方法：痘衣法、浆苗法、旱苗法和水苗法。痘衣法是取天花患儿贴身衣服给未出痘儿童穿；浆苗法是蘸取新鲜痘浆塞入被接种者鼻中；旱苗法是将痘痂研成粉末吹入鼻中；水苗法是将痘痂粉末加水调匀，用棉花蘸湿后放入种痘者鼻中，达到一定时间后取出。

人痘法预防天花风险性较高，但是毕竟对预防天花起到了积极作用，是中国古人对世界医学的一大重要贡献。这一技术先后外传到俄罗斯—土耳其—英国。人痘术在英国传播后，引起了英国医生詹纳的注意。他发现牛奶工不会得天花，因为她们从牛身上得过轻度天花，并且牛痘极少引起水泡，不太会在患者脸上留下麻点。这一发现启发了詹纳，经过多次人体试验，18世纪晚期牛痘术获得成功。当然，牛痘推广要归功于拿破仑，19世纪初，拿破仑先后多次发布种痘令，要求国民和士兵种痘，大大遏制了天花在法国的流行。其后各国效法。牛痘法的发明是东西方智慧共同的结晶。

“三千年来的历史证明, 中国是个勇于并善于抗击疫病的国度, 有着战胜各种传染病的传统。” 通过对中国古代的疫病进行梳理和研究，我们可以找到古人的智慧，探求古代疫病防治对今天防疫的启迪作用。由于中国古代不具备研发疫苗和特效药的社会环境，也没有建立起现代卫生防疫机制，所以中国古代抗疫取得的成效并不大。但这并不是说古代的防疫是没有意义的。恰恰相反，古人在有限条件下作出的努力大大缓解了公众的恐慌，有助于稳定社会情绪，彰显了人性的美丽和文明的价值。

面对疫病，人类没有想象的那么强大，经历过迷茫无措，也曾寄托于神灵庇佑，但我们的先民从未放弃过抵抗，想方设法和疾病作斗争。中华民族的历史中有一部瘟疫史，更有一部抗疫史。在长期的斗争中，在不断试错和改进中，中华民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传承了无畏的勇气，铸就了坚强的意志。这些智慧一次次帮我们避开死亡的险滩，撑起生命的保护伞，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。